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碳中和總投資可能超過100億

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組織架構已浮出水面,這意味著全球最大碳排放交易市場即將揭開面紗。

據悉,全國碳市場交易機構將依托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(以下簡稱“環交所”)建設,全國碳交易注冊登記系統則落戶湖北。目前,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上線時間也已初步明確。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不久前赴湖北省、上海市調研碳市場建設工作時要求,要確保全國碳市場今年6月底前啟動上線交易。

3月30日,生態環境部發布關于公開征求《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暫行條例(草案修改稿)》意見的通知。條例提出了細化監管部門、增加風險防控、強化違約懲罰等內容,并向重點排放單位有償分配碳排放權產生的收入,納入國家碳排放交易基金管理。

該暫行條例施行后,不再建設地方碳排放權交易市場。暫行條例施行前已經存在的地方碳排放權交易市場,應當逐步納入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。

《財經》記者在采訪調研中了解到,隨著新能源成本快速下降,帶來了能源轉型的可行性。當前,中國推進碳達峰、碳中和的時機較為成熟,相關規劃措施應當在2021年盡快落地。其將助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,并深刻影響全球綠色發展進程和國際能源技術競爭格局。

從全球氣候變化角度來看,工業革命以來,人類社會的碳排放大幅上升,導致地球氣溫不斷上升,如果不對碳排放采取嚴格控制,那么地球的氣溫還會繼續加速上升,從而對人類的整體生存環境帶來重大影響。

對于中國自身發展而言,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是在現階段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,具體體現為中國在經濟運行過程中要優化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,利用綠色技術進步控制碳排放,增加碳的捕獲和存儲。

在今年的全國“兩會”上,碳達峰、碳中和被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。業界人士認為,2021年不僅是綠色低碳經濟全球競爭的元年,也是中國開啟“碳中和”征程的元年。

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近日在“碳中和”媒體會上對《財經》記者表示,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說,碳中和是一個新的約束,它會推動整個經濟從生產方式到生活方式、從國內到國際、從總量到結構的深遠變化。碳中和對主流經濟學思維可能會帶來沖擊和影響,對未來的國內和國際公共政策框架也會帶來影響。

例如,碳排放目前還沒有自由市場定價,這對主流經濟學帶來挑戰。過去的經濟學關注生產性資本,比如廠房、機器設備等,現在要加上自然資本,比如海洋、森林、清潔空氣等,怎么給自然資本定價,成為新的挑戰。

碳減排帶來短期成本和長遠收益,其中關鍵的變量就是碳價格,由此也帶來很多爭議。以美國為例,當時奧巴馬政府估算碳價格應該是42美元,特朗普政府認為只有7美元,這可以反映民主黨政府和共和黨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。海通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孫明春對《財經》記者表示,中國2060年要實現碳中和的話,碳交易就變成了硬性的指標,碳排放額度必須進行規劃,F在國家發改委等相關部門正在做規劃,測算每年能有多少排放,這個指標是要分下去的。未來全球碳價格都會漲很多,通過碳價格,給減排的企業補貼,所以它的意義非常重大。

碳中和對宏觀經濟的多重影響

“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,現階段中國碳排放大約占全球碳排放總量的四分之一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到2030年中國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%左右,這將促進中國傳統能源、制造業等行業的低碳轉型,并且極大地利好光伏、氫能等可再生能源!碑咇R威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康勇告訴《財經》記者。

同時,推進能源轉型和綠色發展有助于提升中國的能源安全。3月26日,第24屆瑞信亞洲投資論壇發布的數據顯示,中國每年的能源缺口高達9億噸,原油的73%和天然氣的42%依賴進口。近年來,包括太陽能和風電在內的新能源在中國發展迅猛,產能占全球新能源產能的35%左右。

瑞信亞太區能源證券研究部主管謝穎匡對《財經》記者預測,到2030年,中國非化石能源比例將達到28%左右,超過中國此前提出的25%的目標。到2060年,新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比重將從現在的17%上升至80%左右,而煤炭和石油占比將從現在的75%下降至10%左右。

目前,中國每年碳排放大概是100億噸,分別是美國和歐盟的2倍和3倍。根據中金公司估算,中國在2030年的碳排放峰值可能在108億噸左右,這個數值是上限,實際情況可能更低一些。

《財經》記者注意到,雖然國家層面碳達峰的時間點定為2030年,但是近期水泥、鋼鐵、建材等行業及相關企業紛紛公布了提前實現碳達峰的目標計劃。例如,河鋼集團和寶武鋼鐵分別計劃于2022年和2023年實現碳達峰,大唐集團和華電集團則宣布提前5年,也就是2025年實現碳達峰。

所謂綠色溢價,是指清潔能源成本和化石能源成本之差,綠色溢價越低,意味著清潔能源更容易取代傳統的化石能源。未來,中國需要通過社會治理、技術進步和碳價格,來共同促進綠色溢價的下降。

中金公司的研究顯示,由于清潔能源行業屬于制造業,具有規模經濟效應,規模越大,單位成本越低。從2015年以來,中國綠色溢價顯著下降,現在已經控制在20%以內。

怎么來落實碳的定價機制?彭文生認為,碳稅和碳市場各有優勢?傮w看,碳稅的價格比較確定,但是它對碳減排的影響不太確定。碳市場價格波動比較大,但是它對碳減排量的影響比較確定。在促進創新方面,碳稅更有利,因為它的價格比較穩定,企業可以做長時間的規劃。如果價格波動大的話,不利于技術進步和創新。

中金公司新能源公用事業首席分析師劉俊對《財經》記者表示,目前,中國整個電力體系都是以煤電為主的,雖然現在綠色溢價只有6%左右,但是未來即使做到平價,中國電力系統還是面臨著消納環節的問題,除了電網的硬件問題,還有軟件問題,包括備用、調度、靈活響應等。

“在轉型過程中,電力行業的轉型相對容易,更難的是非電力行業的轉型。比如說,飛機如果未來使用氫能,就意味著飛機的結構和發動機都要變。一些工廠的技術、人員結構等轉變也較為困難。因此,技術帶來的成本下降非常重要。在消費領域,仍然需要政策引導!眲⒖≌f。

根據中金的研究,光伏加儲能是整個電力行業的主線,輔線是水電、核電、風電等。不同區域的經濟性質和資源稟賦不一樣,核電在部分區域有可能成為穩定的電源。在非電領域,氫能和碳捕捉是主要的解決方案,生物質在農村的采暖方面,可能會成為一條輔線。

當前,為何光伏技術沒有被大規模應用?劉俊認為,主要原因就是電網的消納技術成本比較高。隨著新能源的比例上升,它對儲能的要求不斷提升。從現在動力電池技術的進步、規模效益、成本下降等方面來看,電化學儲能的成本下降預計也會非?。

謝穎匡表示,氫能現在是新能源領域的討論熱點,在交通運輸行業潛力最大,預計2024年氫能汽車將迎來拐點,通過補貼和成本下降,燃料電池汽車將于2024年超越傳統汽車,迎來爆發性增長。瑞信預測2025年中國燃料電池車保有量將達到約14.7萬輛,2030年將達到約100萬輛。

瑞信的分析顯示,加氫站分銷環節的成本下降潛力最大,此環節利用率的提高可以大大推動固定成本攤銷的降低,再加上設備成本的降低,2025年加氫站分銷成本預計比目前降低70%。

碳中和引致巨量投資需求

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的研究表明:為實現《巴黎協定》將控制溫度上升不超過1.5攝氏度的減排目標,中國需要新增投資138萬億元人民幣。

另據中國投資協會和落基山研究所估計,在“碳中和”遠景下,中國在可再生能源、能效、零碳技術和儲能技術等七項領域的投資總額將達到70萬億元人民幣。

根據中金公司的測算,碳中和會帶來巨大的投資,總的綠色能源投資量預計將會達到60萬億元,其中光伏行業的累計裝機量相當于現在的大概40倍,這是非常大的數字。

劉俊表示,在碳交易市場建設方面,今年比較確定的是中國會把電力納入碳交易市場,但八大工業什么時候進去有待觀望。預計未來中國電網的結構會有比較大的改變。新能源的特點是可以分布式,每家每戶都可以成為發電單元,同時也是用電單元,這樣的復雜結構,和現在的能源結構不一樣,未來可能出現不同的商業模式、投資場景和應用場景。

根據海通國際的測算,即便從現在到2030年,中國每年GDP的增長率只有5%,203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也比現在要大63%,但是碳排放大約只能增加5%左右,這意味著中國在碳強度方面需要有大幅度的改善。從2030年到2060年,把碳排放降到零更難,需要大力發展可再生的新能源和碳捕獲、碳儲存技術。

孫明春認為,在實現碳中和的過程中,投資機遇是很多的。比如,可再生能源的裝機容量肯定是大幅度、成倍的增加。由于可再生能源的電大部分在中國的中西部,需要國家電網大規模的建設,輸變電行業等也會有非常多的需求。

同時,在城市里面推廣節能,需要把人工智能的技術用上,包括智能電網、智能家居等都能夠節約用電,并帶來一系列上下游行業的影響。一些重要的行業,比如,綠色建筑如果在未來能夠普及的話,也是非常有前景的領域。還有間接的投資領域,比如原材料或者大宗商品。

此外,無論是責任投資、ESG還是碳中和、碳排放,都要做核算和信息披露,還要評級、請第三方做咨詢,由此產生很多的服務業。

瑞信公用事業和太陽能行業證券研究部分析師周天宇告訴《財經》記者,現階段,風電和光伏的發電成本已經接近火電,在成本端不需要補貼,就能和傳統能源競爭。問題在于新能源的發電穩定性稍差,因此,需要增加一些儲能的成本到電力系統中。隨著電池成本步入下降通道,預計儲能成本有進一步下降空間,到2025年左右,有望達到新能源相對于傳統能源的全系統平價。

因此,一方面,中國要大力發展特高壓輸電,將新能源電力從偏遠地區運輸至沿海地區;另一方面,中國要努力發展智能電網,提高電網的蓄能靈活性,消納更多清潔能源。

從傳統能源轉向新能源,最大的難點在哪個環節?謝穎匡向《財經》記者強調,傳統能源企業面臨發展模式和戰略的重大轉型,但是一旦有了轉型的方向,肯定可以做到。例如,歐洲的大型石油公司幾年前已經開始這方面的布局,投資新能源項目。關鍵是企業管理層要下定決心,帶領整個行業和企業的轉型。

和歐美國家相比,在時間維度上,歐盟大約是在2007年左右已經達到了碳排放的高點,美國在幾年前也達到了碳排放的高點。對于歐盟和美國來說,從碳達峰到碳中和之間預留了大概60年的空間。但是中國從碳達峰的目標點到2060年碳中和的時間點只有30年,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,30年要完成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過渡,難度可想而知。

從效率和公平的角度而言,雖然中國現階段的碳排放超過了歐美國家,但是如果要比較自工業革命以來累積的碳排放,歐美國家還是要比中國高很多。

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副教授、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研究員唐遙告訴《財經》記者,考慮到不同國家的經濟往來,一方面,中國很多的碳排放來自于出口產品的制造,意味著生產過程中碳排放的強度超過了消費強度。因此,在未來各個國家談判、建立統一碳關稅制度過程中,要爭取公平的待遇。

另一方面,由于美國兩黨政治的特點,如果共和黨執政的時候,對氣候議題是非常不熱衷的,因此,整個國際氣候合作、碳排放合作方面肯定會有波折,甚至出現重大的挫折,中國也要對此做好預案。

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對《財經》記者表示,中美兩國在氣候變化的領域有合作的空間,拜登政府已經宣布重新加入巴黎協定,全球氣候變化是其優先議題。中美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碳排放國家,一方面要為其他國家樹立榜樣,另一方面也要在制定全球規則方面進行合作。氣候變化并不是中美兩國的事情,而是全球的問題。其他國家也應該往這個方向走,才可能有效地遏制氣候變化。

碳達峰不應當全國“一刀切”

截至目前,中國各個省市的稅收對采礦和火電行業的依賴度不同。統計數據顯示,山西的稅收40%以上來自于采礦和電力行業,內蒙古30%以上,陜西20%以上。如果從化石能源轉化為清潔能源,對這些地區的影響非常大,因為稅收背后是就業和產出。而如果進行轉型,考慮到摩擦成本,并非是輕而易舉的過程。

《財經》記者梳理發現,山西、內蒙古和陜西等面臨較大轉型壓力的省份今年在“十四五”規劃建議和政府工作報告中均提出了碳中和的計劃和路徑。

其中,山西省提出,實施碳達峰、碳中和山西行動。把開展碳達峰作為深化能源革命綜合改革試點的牽引舉措,研究制定行動方案。推動煤礦綠色智能開采,推進煤炭分質分級梯級利用,抓好煤炭消費減量等量替代。力爭非常規天然氣產量達到120億立方米。健全電力現貨市場交易體系,完善戰略性新興產業電價機制。加快開發利用新能源,發展新能源儲能、能源裝備制造產業。

內蒙古提出,大力發展新能源,推進風光等可再生能源高比例發展,壯大綠氫經濟,推進大規模儲能示范應用,打造風光氫儲產業集群。穩步推動煤層氣、頁巖氣、地熱能、生物質能等開發利用,推進碳捕集、封存與利用聯合示范應用。開展用能權、森林草原碳匯交易試點。

陜西省提出,開展碳達峰、碳中和研究,編制省級達峰行動方案。積極推行清潔生產,大力發展節能環保產業,深入實施能源消耗總量和強度雙控行動,推進碳排放權市場化交易。健全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,完善綠色產業發展政策舉措,推進清潔生產,發展環保產業,加快資源循環利用基地和園區綠色化改造。

唐遙認為,中國各區域也存在很大的差異,東部沿海城市減排有財政的優勢、技術的優勢,生態涵養區和化石能源退出的地方,適宜加大碳捕獲的建設,所以碳達峰的政策要落到各個地方的實際工作中。

同時,中國傳統能源大省面臨著能源生產結構的挑戰,這也是重要機遇。比如像內蒙古、山西、陜西北部和新疆等地方,本身生產很多的化石能源,也具備發展風電和光電的能力和稟賦,可以在能源生產結構方面進行大的調整。

根據《財經》記者的統計,青海、西藏、廣東、福建、天津、北京、海南、江蘇等多個地區提出力爭要在全國率先實現碳達峰,其他省份則提出要研究制定相關的行動方案。江蘇、重慶、遼寧等省份還提出,要建設“近零碳”或碳中和示范園區。

唐遙對《財經》記者表示,中國高質量發展需要區域間的協調發展,在碳達峰和碳中和過程中也要考慮這個問題,統籌區域,實現動態平衡,比如在青海,光電、水電、風電占的比重比較高,化石能源比較低,有優勢的地方可以率先實現碳達峰或者是碳中和。在東部有一些基礎優勢的地方,發揮自身優勢,爭取盡早實現碳達峰,為其他對于碳達峰既缺乏資源稟賦,又缺乏技術實力的地方騰出時間和空間,而不是要求“一刀切”。

“建立一個生態補償機制,在碳達峰這個問題上也具有很重要的指導意義,包括:第一,從政府層面可建立財政轉移支付的制度,對于承擔生態功能的區域給予財政上的支持。第二,利用市場化手段加速碳市場的建設!碧七b說。

碳排放可以被看作是生活和生產活動中的負外部性,產生了對環境不友好的影響。唐遙強調,碳達峰、碳中和的協調推進,必須要依靠市場和政策的兩條腿,不能倚重一個政策。第一,要盡量發揮市場化的應對手段,例如,碳排放市場的建設需要進一步的完善和推廣。第二,發揮多種政策的效果,比如說發改委、科技部等政府部門可以調整能源結構、產業結構,對能源效率進行強制性的約束;財政資金支持綠色發展相關項目,研究碳減排相關稅收制度。第三,從金融角度來說,引導資金流向綠色發展區域,開發一些綠色金融產品。

根據《中國責任投資年度報告2020》,2020年三季度末,本外幣綠色信貸余額大約是11.55萬億元。除了綠色信貸,泛ESG公募基金占市場所有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規模的比例相比去年6月30日提升了18%,占比由1.83%提升至2.16%,增長速度比較快。

中國責任投資論壇(China SIF)理事長郭沛源告訴《財經》記者,中國目前碳市場的規模還是比較小。從2013年到現在累計的交易額不到100億元。碳市場目前還是現貨市場,沒有相應的金融衍生品,未來應該推出創新產品,包括碳信用抵質押融資、碳市場連接債券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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